文革時期，有一些被樹立為文藝榜樣的，以戲劇作品為主，加上少量音樂作品的大中型舞臺藝術作品，統稱為“革命樣板戲”或“革命樣板作品”，俗稱“樣板戲”。

當年，對于“樣板戲”這個從不被解釋的響亮稱呼，人們往往似懂非懂，就連樣板戲的編劇汪曾祺也不例外。他在得知“樣板”是某地對某種板狀模具的稱呼后，認為“樣板戲”的意思說不通。可見，樣板一詞，難以顧名思義，它的引申義更是牽強，無論是“榜樣”，還是如今增添的“樣品”“示范”“實驗”等義。

（一）作品的發展

“樣板”和“樣板戲”之稱，最初分別見于1965年3月16日，上海《解放日報》刊登的署名“本報評論員”者贊揚《（京劇）紅燈記》的文章，以及1966年10月24日，《人民日報》刊登的兩位上海工人贊揚《（京劇）智取威虎山》的文章。此后至1966年底，報刊上又出現了“革命樣板戲”“革命藝術樣板”“革命現代樣板作品”等稱呼。

“革命樣板戲”這個稱呼被叫響，始于1967年5月至6月。當時，江青扶植的舞臺藝術作品會集北京，在六大劇場反復上演。同時，《人民日報》等“兩報一刊”多有報道和評論，稱其為“革命樣板戲”，或者臨時稱其為“八個革命樣板戲”，并列出如下名單：“京劇《紅燈記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沙家浜》《海港》《奇襲白虎團》，芭蕾舞劇《紅色娘子軍》《白毛女》，交響音樂《沙家浜》”。

1968年7月1日，《（鋼琴伴唱）紅燈記》上演，立即被大力宣傳和高度贊譽。它被稱為“江青同志親自培育的”“革命文藝的新品種”，并與先前的“八個革命樣板戲”相提并論。此后，《人民日報》在1968年9月26日和1970年2月10日的《工農兵英雄的壯麗頌歌——贊革命樣板戲》《革命樣板戲鼓舞著我們奮勇前進》等重要文章中，列出了含有《（鋼琴伴唱）紅燈記》的九個作品的名字。1969年，在北京參加國慶二十周年游行的革命樣板戲方陣里，新華社報道所稱的“九個革命樣板戲的舞臺彩車”中，有《（鋼琴伴唱）紅燈記》的舞臺彩車。

七十年代，從1970年到1973年，又逐年推出了江青扶植的《（鋼琴協奏曲）黃河（5月1日推出）》，《（京劇）龍江頌》《（京劇）紅色娘子軍》，《（舞劇）沂蒙頌》《（上海交響樂團的交響音樂）智取威虎山》，《（舞劇）草原兒女》《（京劇）平原作戰》《（京劇）杜鵑山》等作品，使樣板戲的數目增加到了十七個。這十七個樣板戲，除了最后一個音樂作品外，都在這幾年被拍成電影或投入拍攝。這些影片和《（京劇）磐石灣》的影片，先后參加了江青把持的文化部在1974年5月以及后兩年5至6月舉辦的“革命樣板戲影片匯映”，以及有的地方另外舉辦的匯映。

1974年5月23日，新華社在《人民日報》上報道了《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指引下，我國革命樣板戲進一步普及和發展》，其中列出了上述十七個作品的名字。7月，江青直接控制的文藝評論寫作班子“初瀾”在《紅旗》雜志上發表了《京劇革命十年》一文，礙于《（鋼琴協奏曲）黃河》實在不是“戲”，宣布“革命樣板戲，現在已有十六七個了”。（另外，兩文中分別提到的“第一批八個革命樣板戲”以及后來的“一批革命樣板作品”中的“批”，是“些”的意思。“一批革命樣板作品”是指從鋼琴伴唱《紅燈記》開始，逐個推出的“一些”樣板戲。文革后的樣板戲研究中，把它們稱為“第二批”樣板戲，或者把它們再分批的作法，都是不對的。）

文革末期，又有一些樣板戲陸續出臺。例如，1975年5月21日新華社在《革命樣板戲劇組深入基層為工農兵演出》“革命樣板戲全劇和折子戲”的報道中，所提到的1974年下半年推出的《磐石灣》《紅云崗》《審椅子》《戰海浪》，1975年上半年推出的《津江渡》等京劇劇目。從《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藝路線指引下，我國革命樣板戲進一步普及和發展》一文中的“還有一批劇目正在修改和創作”這句話來看，這些樣板戲全是戲劇作品。這些作品，雖然有的已經在電臺播出并拍成電影公映，但是不久文革就結束了，所以它們影響都不大。